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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敬民 杨子林: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典范意义及精神引领

发布日期:2018-05-08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民族复兴(威海)教育基地 字号:[ ]

天福山起义是胶东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也是山东抗战初期影响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之一。这次起义对于扭转和推动整个胶东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天福山起义就事件来说,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涵盖从天福首义,到1938年9月18日沙河镇改编之间的艰难岁月。这个完整过程经历六个发展阶段:首义于天福山,发展于威海起枪,扬名于雷神庙,壮大于西上,成功于蓬黄掖,升华于沙河镇。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节点,并折射出典范意义,从而给今天的人们给以启迪。天福山起义所体现出的精神,对今天的人们依然有着引领作用。人们在实现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时代,需要天福精神。

一、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

天福山起义是由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胶东特委已经成为能够领导胶东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成熟的党组织。那么,胶东党组织成为成熟的党组织的发展节点是什么?

(一)领导天福山起义的胶东党组织由幼年到成熟的节点。

中共胶东党组织由幼年不成熟的党,发展为成熟坚强的党组织,其发展节点就是理琪《给胶东各级当同志的一封信》(文登党史室《中共文登地方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一封信》)。

胶东东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有了最早的党员,三十年代初就出现了党的组织。胶东党的领导机关也在斗争中产生。1933年3月在胶东成立了以张静源为书记的最早的胶东特委;1934年成立了以常子键为书记的胶东特委;1935年成立了由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至1935年“一一·四暴动”,胶东特委经历了三次建立、三次遭到破坏的血的洗礼过程。

中共胶东党组织从一开始出现,就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一一·四”暴动期间,党组织表现出的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宗旨。这些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的革命斗志,成为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这些斗争却毫无例外地都遭到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胶东党组织还处于党的初期阶段,还是一个幼年、不成熟的党组织。它的不成熟及其在思想上、行为上的表现,理琪在《一封信》中都有着精辟的分析。理琪指出的胶东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二者是胶东党组织处于不成熟和幼年阶段的主要表现。而理琪在信中对党组织和党员所提出的要求,标志着胶东党组织的成熟。

《一封信》是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的问世,对于胶东地方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关键作用。它之所以成为胶东党组织由幼年到成熟的节点,主要有如下理由。

1、理琪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准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胶东党组织

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指出,胶东党面临的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主观力量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他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处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严重”(以下引文除特别标明之外,皆引自理琪《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另一方面,理琪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形式抗日斗争,使 “日本帝国主义悚然发抖”;反法西斯运动的日益加强;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日益高涨;各种抗日反帝组织纷纷成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一切“象天空巨星爆炸似的震撼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抗日形势将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理琪对形势的激动人心地介绍,这对于长期摸索前行的胶东广大党员来说,就好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它鼓舞了广大党员的信心,增强了党员斗志。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科学地分析面临的形势,给人们指出光明的前途。

2、理琪准确地总结和指出了以前胶东党组织存在的问题。理琪认为胶东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非组织观念严重、组织纪律性差。如有的存在自由主义,有的阳奉阴违、故意怠工,有的擅离职守,有的不服从组织工作安排,有的搞军阀作风,有的对同志无情打击,有的拒不接受组织批评,有的不能正确看待犯错误的同志等。 

二是组织发展审查不严格。存在手工业式的发展方式,缺乏在斗争中考察发展党员,以至使不少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混入党内。特别是一些投机主义者、流氓主义者、领袖主义者进入党内,“破坏了党的名誉,散漫了党的组织,腐化了党的行动”。

三是党员的组织活动能力差。只有党组织的领导者和少数干部在积极从事党的活动,而普通党员工作主动性差。党员不知道怎样进行党的活动,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没有从事革命活动的能力,对上级依赖性严重。

四是党的活动严重脱离群众,有党组织活动而没有群众组织的活动。党组织活动缺少群众组织和群众参加斗争。由于没有对群众进行组织,致使群众被封建组织所利用。由于没有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致使党的力量很轻易暴露,也很轻易遭到破坏,力量必然大为削弱。

五是保守党的机密观念差。有的泄露党的机密,把党内的事向党外的亲戚、好友泄露;有的不懂保密技术,不知道怎样掩护党的机关,还有的不懂秘密工作的特点,等等。理琪特别并且反复强调,保密工作对党的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

理琪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胶东地方党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严肃地指出了这些问题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提高了党员对党组织的认识,分清了是非,明确了党员的任务和义务。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勇于解剖自己,不回避曾经犯过的错误,更敢于坦诚地面对由于组织的错误而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3、理琪全面、科学而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和教训。理琪认为“一一四”暴动的正面意义在于,暴动震动了国民党军阀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意义不能抹杀。同时理琪认为“一一四”暴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发动暴动的领导者对党组织的作用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是对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缺乏研究;

三是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陷于盲目无知和盲动。最重要的在于忽视和取消了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把所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全部卷入暴动,取消了原来地方上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以至把党组织全部暴露给国民党反动派,一旦暴动失败,党组织就遭到完全破坏。理琪将忽视党的建设搞暴动,形象地比喻为“取消了树根,反希望树梢的繁荣”。 

四是“一一四”暴动,是在主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理琪说暴动应具备三条:“庞大的先进阶级,阶级力量超过敌人,中间分子投到革命方面来”,胶东都不具备。

五是“一一四”暴动缺乏游击战争的基本要求。如队伍精干而不能庞大复杂;行动灵活迅速,便于分散和集合;游击队员要具备勇敢机警、吃苦耐劳,对党忠诚,明确任务等。这些都是“一一四”暴动所欠缺的。

六是“一一四”暴动缺乏群众的掩护,脱离广大群众。党组织没有“依靠群众来掩护其生活与存在”。也就是说群众工作做的太少,没有激发群众参加斗争的热情。党员并不明白,只有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才能推翻反动统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琪告诫胶东党组织“游击队是在群众掩护之下,才能生存”。

七是“一一四”暴动忽视了党对武装队伍的政治路线领导。“一一四”暴动是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的,但具体在管理队伍时却没有体现党的政治领导。如有政委,但政委不知道干什么;党员参加暴动,但却没有党的支部和党的小组来组织领导;党组织缺乏对党外群众的领导,自动放弃了对党外的领导权。理琪特别强调“党在游击队中的政治领导是必须加强,不能丝毫分离和忽略”。

八是暴动队伍缺乏组织纪律性,指挥员指挥缺乏军事常识。名义上有中队、小队组织,但却混乱在一起,队伍不健全,且有的无队长;不听指挥,不会指挥;得来的战利品乱争乱抢,有的甚至入个人的腰包;老人小孩随队伍较多,不适应队伍行动,队伍散乱、目标庞大,增加了作战人员的负担;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而到处逃散;暴动的领导指挥者缺乏起码的军事常识,营地连岗哨都不知道派设,以至敌人到了门口也没发现。这种军事上的无知,导致忠诚的战士无谓的被逮捕和无谓的牺牲。

理琪以革命家的博大胸怀,鼓励胶东党组织的同志们“革命工作伟大无比,革命道路艰难曲折”,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在于改正错误。他还用列宁的话鼓励全体党员同志。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实事求是、科学地总结自己走过的路,从失败中寻找教训,以迎接新的战斗。

4、理琪对胶东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今后的组织建设他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指出党的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学习保密工作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党的保密工作和大胆开展革命工作的关系:“要公开地工作以弥补秘密工作的不足,以秘密工作策动公开工作。”

二是教育党员要懂得扩大党的组织与审慎发展党员的关系。发展党员要注意质量,不能只求数量。特别强调党员的标准,首先是要注意阶级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革命意志坚决,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并且要经过长时期的考察,确实符合条件才准许入党。其次要注重在群众运动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一个人“有没有觉悟性,是否坚决拥护革命、信仰革命,在平时是不容易认识很清楚的,只有在群众多次斗争中,才能看出来,提选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加入本党,是最好的办法”。强调新党员“一定要经两个以上正式党员的介绍、经上级审查合格”,才能发展为党员。

三是提出必须坚决“维持党的纪律”,党员不能混同于百姓自由散漫,“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理琪对党的纪律提出了几条严格的硬性规定:对行动自由散漫的党员要严格批评,对行动妨碍党的工作的党员要立即停止工作、留党察看;对于无意中泄露党的机密者应提出警告,对于故意泄密者立即开除出党;对于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并且拒不接受批评的党员,应停止工作、留党察看;对于在党内散布反党言论者立即开除出党;对于阴谋破坏党和危害同志者,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故意消极怠工和革命意志动摇者,应调换或停止工作。

四是要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准和文化素质。理琪认为,党员之所以活动能力薄弱,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文化教育水准太低”。为提高党员政治水准和文化素质,理琪提出了以下措施:对上级的指示和文件要进行集体讨论,如有不足之处可以补充,然后执行,最后把执行的结果如实向上级汇报;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要经常巡视、督促、批评和指导;经常召开党小组讨论会,深入研究问题和工作方法,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求得组织的解决;在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水平。总之要在日常党的组织活动中提高政治水平。

理琪特别强调,党员要重视学习。要多读书,读党的文件、书籍和报纸,读公开发表的书籍和报纸,包括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以了解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新闻材料。特别要学习社会科学、经济学、辩证法之类的书籍,以提高党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提出党员要尽可能地设法识字学文化,并用列宁“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家”的教导激励党员。强调“只有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文化的教育水平,才能使每个党员了解党的理论”。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对党组织的队伍建设提出新的规划、措施和具体要求,使党的队伍更加坚强有力。

5、理琪对胶东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今后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在各个阶层开展积极的群众工作。总的原则是了解群众所处的地位和疾苦,把党置于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具体要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使工人认识到受剥削和欺骗的本质,相信共产党,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敌人开展斗争。

二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就是要把农民“用灵活的各种办法 把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和“鼓励他们的精神”。

三是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士兵的瓦解工作,因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展书堂81师剿共,因此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

四是积极开展妇女工作,认识“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环”。

五是积极做好学生和文化界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和他们结成“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在他们中间组织救国会反帝大同盟”,和他们结成统一阵线。

六是利用旧的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和抗日运动,“用敌人的手来打敌人的耳朵”;同时建立新组织如识字班、姊妹会、研究会,将社会各界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七是建立正规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掩护和慰问游击队,选送优秀青年参加游击队,加强党同游击队的联系;要批判一些不良倾向,如消极的右倾、空喊口号、枪杆子主义、轻视群众等,都属于必须批评克服之列。

理琪在文章最后号召同志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同不正确的倾向作斗争,坚决勇敢地夺取政权,完成中国革命。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做到高瞻远瞩,根据客观形势提出宏观目标和短期任务,使党员明确长远任务和自己应该担负的具体工作。

由于理琪的这篇文章出现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夏季,当时,不仅胶东党组织和党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不高,即使在整个党内,整风运动以前,在一般党员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也都不是太高。特别是,交通和信息渠道不畅通,对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不能及时获取,在此种情况下,理琪的这篇文章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它给胶东党组织指明了斗争方向,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也促使胶东党组织坚强核心的形成。文章通篇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等党的基本原则,成为武装胶东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器,也为胶东党组织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6、理琪的《一封信》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理琪身处落后蔽塞的文登乡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原因有两点:一是与他曾身处中央苏区,对毛泽东著作能勤奋学习,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他来胶东,能深入党员和群众、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对面临的形势有着清新的认识。

理琪的一封信,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众所周知,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光辉历程上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地率领中央领导同志到古田会议旧址,重温当年毛泽东的教导。

《古田会议决议》产生前后,正是理琪在中央苏区工作之时。可以肯定的是,理琪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其他著作有深刻地了解。《一封信》中“过去的缺点”部分,从文章的写作语法逻辑上和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相似之处。首先从题目上看就较为一致。从语法逻辑上看,毛泽东文章是先摆出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危害,然后分析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如文中“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先摆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及危害”,其次提出“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最后提出“纠正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理琪在《一封信》“过去的缺点”部分中,也是先列出党员存在的“毛病”和“不正确行为”,同时严肃地指出它给党带来的危害,然后分析这些错误和不良分子产生的“来源”;最后用列宁的话为指导,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

理琪在《一封信》中所列胶东党组织有的具体问题,与毛泽东所列红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如,毛泽东所列的“非组织批评”现象时,指出一部分人把批评“变成了个人攻击”;;理琪在《一封信》文中所列“不正确的批评”时,指出有人“只看见人家的错,就一概认为他完全错了”“就肆意地攻击”。

理琪说暴动的主观条件应该有三条:“庞大的先进阶级,阶级力量超过敌人,中间分子投到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在《井冈山的斗争》又提出要“有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

此外天福山起义的当天理琪召开干部会时曾向大家讲毛泽东“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也是理琪在苏区时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佐证。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是理琪能写出《一封信》的理论源泉。《一封信》是毛泽东思想和胶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至少可以证明,胶东的党组织自理琪来胶东后,接受的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组织,必定是一个成熟的党。

7、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理琪的《一封信》为天福山起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这封信的指导下,胶东特委在理琪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建设,为天福山起义做了组织准备。这主要表现在胶东特委的三次组建:一是1936年4月理琪来胶东组建了以理琪为书记的胶东临时特委。这个临时特委的主要功绩是:恢复和整顿因国民党的破坏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胶东党组织。在理琪的指导下,恢复和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个县区的党组织都逐渐恢复起来。这次胶东特委的组建,使胶东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看到了新的革命希望。

二是1936年10月成立了以理琪委书记、吕志恒委副书记的胶东临时工委。临时工委的主要功绩有两个,首先是将中共烟台工委和胶东临时特委进行了合并,使合并后的胶东临时工委更具有地域代表性,也使城乡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运动和工农运动结合在一起。特委成为更坚强的党的指挥机构,党员和群众坚定了革命信心。其次是胶东临时工委的成立,使以理琪为代表的胶东党组织重新恢复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胶东党组织的工作又重新置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三是1937年12月17日重建了以理琪为书记的胶东特委。这届特委是在天福山起义前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上产生。正是这次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势在必行,并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地点。这届特委有着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有原胶东特委的成员,有从国民党监狱出狱的同志,有受省委派遣回到胶东的同志,有在城市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也有长期在农村坚持斗争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此胶东党组织的建设走上了正常的健康发展轨道,成为领导胶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它使党员和群众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特委的这次重建,标志着天福山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的最后完成。

伴随着理琪三次组胶东特委的历史脚步,胶东各县委和基层党组织也都得到发展和健全,党员队伍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大发展。这为我党后来发动的风起云涌般的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组织保证和干部条件。

(二)天福山起义是胶东革命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以前,胶东的革命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胶东党组织从产生时起,就领导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性质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范畴,即积蓄力量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共产党在胶东大地上出现,其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深入农村、学校、工厂等处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党组织也领导人民开展了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这些斗争从性质上说,包含三种情况,一是群众自发的开展反封建压迫斗争。如1930年汪疃附近农民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抗捐额抗税斗争;1931年文登姚山头、五垒岛渔民组织渔民联合会反抗鱼盐杂税的斗争;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威海卫先后三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反对奸商的学潮斗争。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感召下掀起的反封建斗争。如1931年冬文登中学“三一学社”就是在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开展活动的。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反封建压迫斗争。1932年春天文登中学党组织发动的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胡建民的斗争。如文登乡师开展的长达几年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其中1934年春文登乡师的党组织成立营救共产党员于云亭和于荣瑞的“营救校长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直接领导的“一一·四”暴动和红军游击队的对敌斗争,书写了英勇悲壮的历史。

从斗争规模上看,有的斗争范围小,参与的人数较少,有的规模较大,涉及的地盘广,参与的人数多。如1931年汪疃开展的抗税斗争,参加的人数达千余人;1932年威海卫第三次学潮斗争参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一一·四”暴动涉及的地域有海阳、乳山、牟平、文登、荣成、威海六七个县市、参加的人数仅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就达600人。

从斗争方式上看,有隐蔽斗争,如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有和平方式进行斗争,这是较为普遍的斗争方式;有直接通过武装斗争和反动派作斗争,如“一一·四”暴动,特别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坚持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时间长达两年多。

从斗争对社会的影响看,有的斗争在本县,有的在整个胶东,有的在全山东都有重大影响,如1935年的“一一四”暴动曾迫使韩复渠派出主力部队展书堂的八十一师特地到胶东进行镇压。又如1932年威海卫的第三次学潮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的斗争,不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参加的人数多少、影响远近,也不论是否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们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的范畴。斗争的矛头都是直指封建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

其次,虽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已经开始;虽然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面抗战也已开始;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对山东来说,至天福山起义发生前,日寇的铁蹄还未到达,在这一局部地带民族矛盾还没有突现出来。胶东地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还没有太大根本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决定了胶东此时依然是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

1937年12月24日的天福山起义明确地亮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旗帜,宣告了胶东旧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社会矛盾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宣告了“天福山武装起义是胶东人民八年抗战史的起点”(柳云光 刘中华《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红色文登》第38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这就表明,天福山起义,成为胶东革命由国内阶级斗争向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的转折节点。自此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领导胶东人民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民族解放之路;天福山起义旗帜上鲜明地写有“抗日救国”的宗旨,胶东特委以抗日救国来动员和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天福山起义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组织抗日武装宣传队向人民宣传抗日,天福山起义后组织的第一场名扬胶东的战斗就是打击日寇的雷神庙战斗,天福山起义后胶东特委组织的民众各种组织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的。

胶东人民自天福山起义之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八年艰苦抗战。天福山起义成为胶东社会阶级斗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节点和标志。

(三)威海起枪是天福山起义发展壮大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刚发动时,起义队伍势力却不是很强。表现在起义队伍组织不健全,只设三军而没成立司令部机构;人数少,只有80多人;武器落后装备差。。

天福山起义,就实际力量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更为担忧的是国民党将我军干部战士29人逮捕,关进监狱,制造了反动的“岭上事件”,使刚刚兴起的抗日起义遭到重大挫折。

已经成熟的胶东特委,在困难面前又成功地发动了威海起枪行动。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通过与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风谈判,得到一百多支枪和一部分弹药和军用物资。一百多人的队伍都汇集到天福山起义的发起地文登沟于家村。从而使天福山起义队伍得到扩大和发展。

威海起枪成为天福山起义发展壮大节点的主要标志有七点:

一是威海起枪使天福山起义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威海起枪当天就有一百多人参加抗日队伍,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到三军西上前,天福山起义队伍已经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张修己《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诞生和发展》),从人数上看是天福山起义时人数的四倍多。

二是起义队伍建立了领导机构。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确定理琪任三军司令,林一山为政治部主任(相当于政治委员);成立了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和吕志恒分任正副主席。

三是完善了部队建制。三军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将原天福山起义队伍和威海起枪队伍整编为三军第一大队,由孙端夫任队长、宋澄任政委、司绍基为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每个中队都认命了中队长或指导员;将文登和荣成的起义部队编为三军第二大队,由于烺(后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原任柳运光)。

四是带动和促进了周边的抗日起义和充实了三军实力。就在威海起枪不久,1938年1月18日胶东特委和荣成特支在荣成埠柳乡校发动起义,组成30多人的队伍与三军会合。1938年1月30日黄县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三军第三大队。2月1日特委策动文登荣成交界的黄山起义,后被编为三军第四十一大队,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三军第三大队。2月7日胶东特委发动牟平育黎起义成立三军第五大队。2月11日荣成古迹顶起义,队伍被编为三军第八大队。

五是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参军热情。除了驻军附近地区人民积极参军,要求加入三军队伍之外,远在一百多里的牟平县境内每天都有群众络绎不绝来报名参军。即使到了阴历年时,也有大批的群众报名参加队伍。报名人数之多,以致超远远出了三军所能容纳的数额。人民积极踊跃参军是三军所处的形势大好的标志。但是,由于三军处于初起阶段,军队给养、后勤保障、组织工作、干部队伍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人多武器少适应不了随时可能遇到的战事。于是不得不对一些参军的人进行劝退工作,但人们参军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特委就采取用登记册记名的方式,把每个要参军的人姓名地址记下,回家耐心等待,等有了枪再通知他们报道。

六是威海起枪使党组织的队伍也得到充实壮大。“一一·四”暴动以前各地有很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因暴动失败失去组织联系,他们或隐姓埋名,或流落他乡,或藏于深山老林。威海起枪的成功使他们寻找党的组织提供了线索。各地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自动来特委联系工作。尽管他们的联系人和入党介绍人有的牺牲、有的不知去向,而无法恢复组织关系,但他们都为能找到党而高兴,这些人很快又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威海起枪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抗日起义,三军队伍也在各地起义之后,得到初步发展。威海起枪是天福山起义得以延续的有力支撑,也是天福山起义队伍初步发展的节点。

(四)牟平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影响扩大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枪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在攻打雷神庙之前,并没有和日军真枪实弹地开过战,故在全胶东、全省以至于全国并不具有太高的知名度。

因此,尽管天福山起义是中共在胶东地区发动的最早的抗日起义,是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发动的最早的三大抗日起义武装之一,但在雷神庙战斗发生前,天福山起义和三军的影响力还仅限于胶东半岛的东部。

雷神庙战斗改变了这一切,成为三军和天福山起义名扬天下的节点。

其一,1938年1月13日的牟平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后,三军第一次直接和日军进行交战。它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如果这之前各地的起义只是属于组织发动和扩大队伍,那么,雷神庙战斗就是真刀实枪地和和日军决一死战。这是三军的历史使命所在,是三军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高了我军自身的士气和民族自豪感。它打出了三军的军威,打出了三军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打出了天福山起义队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坚强决心。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形象。这次战斗,代表了胶东人民第一次向日寇宣告,日寇是可以被战胜的。

其二,牟平雷神庙战斗是山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初期,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斗:夺取敌伪县城一座,捣毁两套敌伪县政府,共俘获敌伪军政人员170多名,缴枪100余支,烧毁日军汽车数量,日军损失飞机一架,共毙伤日军50多名。单从毙伤日军数字上看,此战是山东抗战以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毙伤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其三,雷神庙战斗是山东抗战以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第一,此战对日军来说是一次围歼战,对我军来说是一次突围战,战斗的性质本身决定其激烈程度。当敌人实施全包围后,我军就由突围战转为决一死战的阵地战。第二,这是一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战斗,日军包围进攻雷神庙动用兵力100多人;而驻守在雷神庙内的三军部队只有20多人,敌人兵力是我军的4、5倍。第三,敌我战斗人员军事素质相差悬殊,敌人久经战阵,至少也有几个月的战场经历;而我军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战阵;第四,敌我武器装备相差很大,敌人用的是先进的步枪和轻重机枪,且有飞机的侦察掩护;我军武器落后, “短枪子弹是很缺少的”,如“副大队长司绍基等人只有几发子弹”,参谋长林一山手持的是一把哑巴手枪。第五,敌我攻守双方位置利害悬殊,雷神庙地处空旷之地,地形孤立,打起仗来难守易攻。第六,雷神庙战斗持续时间长,从下午一点战斗开始,直至晚上九点,双方激战长达八个小时左右,打退了敌人五次大规模进攻。对我军来说,这是战斗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战斗激烈程度,仅从面积仅有零点8平方米的一块铁皮雨搭子上竟有138个弹洞,即可知之。

其四,此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此战后,日军弄不清我军力量究竟有多大,也弄不清我军何时、在何地会向他们发动进攻,拔除他们的据点。不久,日军把占领的各县兵力退缩到青岛、烟台、威海卫三个沿海据点和胶济铁路的一条线上去了。

其六,雷神庙战斗扭转了胶东抗战以来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的局面,增强了人们战胜日寇的信心。自全面抗战以来,失望悲观的情绪在人们中蔓延。雷神庙战斗痛歼日寇的事迹激发了人们抗日热情:抗日的人增强了勇气,观望的人有了信心,中立的人向抗日靠拢,敌视抗日的人也暂时有所收敛。“一些准备投敌的和已经投敌的国民党部队或真或假地打起了抗日的旗号”。雷神庙战斗像神话故事般地被人们传颂着。

其七,雷神庙战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人们从实际上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从而使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般地出现在胶东大地。1938年2月15日,三军二路围困蓬莱迫使伪县长投降;3月4日我军重占蓬莱城并建立人民政权;3月7日中共掖县郑耀南部攻克掖县城,成立三支队和人民政府;3月19日三军一部攻克福山城。雷神庙使中共领导的胶东抗战运动此起彼伏,也使胶东抗战形势大为改观。

雷神庙是埋葬日军的墓地,雷神庙是三军的扬威之地,雷神庙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地,雷神庙是三军扩大影响之地。雷神庙战斗扭转了胶东抗战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胶东,也传遍到了全山东省。自此,人们知道了天福山起义,知道了抗日救国第三军,更知道了胶东特委和理琪。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和三军队伍扬名天下,影响胶东抗战局势的节点

(五)“三军”西上是天福山起义队伍战略转移的节点。

“西上”,理琪称之为“西进”,是理琪在欢送三军一大队向西发展出发前的欢送词中,首次提到的概念:“我们要向西发展,使胶东和鲁南连成一片,你这次西进的任务很艰巨”“紧接着便按特委部署,西进文牟海”(张修己文)。可见三军“西上”是胶东特委在起义正式发动之前,早就酝酿成熟的战略转移计划,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什么称为战略转移?是因为西上的完成,是天福山起义整个革命队伍包括胶东特委、胶东军政委员会、三军司令部,以及全体部队和人员整体转移到胶东纵深地区,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行为。

1、三军举行“西上”的原因。

首先,西上是由三军所处之地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天福山起义之地,地处文登、威海、荣成三地之边缘区。此地位处胶东最东端,地理位置偏狭。三军在此活动区域南北长才一百多华里,东西长充其量才二百里左右。这样小的地域使三军回旋的余地很小,既不利于军事活动,也不利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从地利条件来说,它可以是天福山起义的发起地,但却不能担当领导全胶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地域条件决定三军必须西上。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需要三军西上。中共胶东特委,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最高领导核心,它要领导全胶东地区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重任。长期驻守在半岛最东端不利于党的统一领导。当时中共在胶东的组织发展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地成立的党的基层组织,抗战前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曾遭到反动势力的多次破坏。各地新成立的党组织又不统属于一个上级党组织领导。有的是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组建的,有的是山东省委直接组建的,有的是其他渠道的党组织派人来胶东组建的。这种状况迫切需要胶东特委能站在时代要求面前整合党的组织。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决定三军必须西上。

其三,抗日武装的整合壮大,决定三军必须西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名称是中共山东省委在1937年10月中旬济南紧急会议上,按照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对整个胶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所有武装的统一番号。在天福山起义后,特别是威海起枪和雷神庙战斗以后,胶东产生了若干以“三军”旗号而产生的人民武装。这些武装一是番号名称不统一,有称为“路”,有称为“大队”,有称为“救国团”等,番号不统一带来建制的不一致;二是三军和其他地区的“路”

“大队”之间没形成为直接严明统属关系。三军司令部远在半岛东端,不利于人民武装的整合和力量的发挥。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整合三军部队,必须西上。

    其四,抗战初期的形势决定,三军必须西上。在天福山起义和雷神庙战斗发生前后,日军侵占了济南、青岛、烟台、福山等。这样胶东的中西部已成为抗日的前线,而远在最东端的威海地区,日寇的铁蹄还未到达。三军是抗日的队伍,必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抵抗日军的侵略。形势决定三军必须西上。

2、三军西上的曲折过程。三军西上的行动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在天福山起义的当天,由昆嵛山游击队为主的天福山起义队伍组成的西上武装宣传队,于起义的第二天由于得水带领下举行第一次西上。第一次西上的战略目标是“西进文、牟、海”。这一带是“一一·四”暴动的相关地区,有较好的党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便于三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这次西上的战略目的,用理琪的话说就是为了在全胶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和鲁南我党领导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三军的这次西上由于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最后以“岭上事件”的发生而宣告失败。

第二次西上发生在1938年2月三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后。此次西上,三军司令部和胶东特委,以及军政委员会全体行动,目标是胶东的心脏牙山一带。牙山是胶东地区的心脏。“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领导天福山起义之后,就明确地主张把部队开到牙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只因他在西上途中,在雷神庙战役中不幸牺牲,因而耽搁了时间,这才改变了计划”(吴克华《永远不忘人民群众》)。由于攻打牟平和理琪的牺牲,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时机,致使牙山落入国民党地方势力蔡晋康手中。第二次西上也没有实现既定目标。

第三次西上时间是1938年四月,目标是蓬黄掖。三军此次西上前后,三军队伍在牟海一带活动,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使三军队伍本身得到壮大。很快,胶东其他县的起义队伍都积极和三军联系,以三军的名义开展工作和发动起义,使三军队伍整体得到很大发展。在条件成熟情况下三军进驻黄县,最后完成了西上。三军最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3、三军实现西上的意义。

第一,三军整个西上,带动了胶东抗日队伍的发展,整合了了胶东抗日队伍。西上过程中,王亮、柏希宾在乳山育犁乡校夺取枪支成立队伍,被名为三军第五大队;荣成古迹顶起义队伍编为三军八大队;莱阳组成了三军第九大队;蓬莱党组织发动抗日起义,成立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三军二路;黄县也成立了三军三大队,后改为三军四路;即墨党组织发动抗日起义成立第三军第七大队。三军司令部完成西上后,1938年四月,三军各路部队会师于黄县,并于5月份将三个主力大队编为三军一路,蓬莱起义队伍编为三军二路,文登威海一带的两个大队编为三军三路,黄县起义部队编为三军四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掖县起义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一起活跃于胶东大地,承担着打击日寇的重任。西上整合了各地抗日武装,使三军队伍得到壮大,成为胶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第二,三军西上实现了胶东特委对全胶东党的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胶东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第三,三军西上推动了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使抗日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胶东的每个角落。

第四,三军西上,促进了胶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令当时人们充满向往、令后来人们无限缅怀的西上光荣完成了使命。

(六)蓬黄掖根据地的建立是天福山起义的成功节点、

三军西上,建立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根据胶东面临的形势,要建立根据地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外搞好统战的问题;二是对内要搞好统一领导的问题。

1、关于统战问题。胶东特委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既团结又有斗争的原则,是统战工作很好地推动了抗战形势的发展。如1938年3月10日蓬莱的周拥鹤在三军三大队成立后,带领100多人枪请求与三军三大队合编,表示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抗战到底,党组织就决定由他担任两只队伍合编后的三军三大队的大队长;当蓬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周拥鹤又妄图分裂抗日队伍,与共产党争夺军队领导权,三军司令部果断地粉碎了中央永和的叛变阴谋。1938年3月19日三军攻克福山县城,伪县长陈昱反正,我军继续任他为县长;当他后来反共当了顽固派,我军当即决定放弃在此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向蓬黄集中。黄县国民党政权反正,王景宋当了县长 ,胶东特委指示可以和王景宋合作抗日,三军与宋的部队进行合编;当他后来不积极抗日,三军依然将其部队进行改编。掖县国民党员赵森堂思想较差,但有抗日倾向,后来担任了三支队参谋长,但当他要叛乱公开反共,三支队果断地处决了赵森堂,纯洁了三支队。

2、关于胶东特委的统一领导问题。蓬莱和黄县的抗日起义队伍是直接在胶东特委领导下发展壮大的。

林一山1937年9月底会见蓬莱县委书记于眉,年底,胶东特委派柳运光传达特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并将起义队伍番号定位“三军三大队”,1938年2月中旬,征得胶东特委同意,将三大队改为三军二路,1938年7月三军指挥部粉碎了二路指挥周拥鹤的叛变。蓬莱的抗日武装始终是在胶东特委领导指示下开展活动。

黄县党组织与胶东特委:1937年底蓬莱的三军二路领导人于仲淑到黄县介绍搞武装经验,接着,黄县武装通过三军二路向胶东特委领得番号为三军三大队。1938年初灯节时,黄县共产党员宋兆炼到胶东特委听取胶东特委书记吕志恒“和国民党合作可以、但武装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指示,在特委指示精神鼓舞下三大队发展到300多人。1938年3月,黄县三大队派仲曦东将王景宋假抗日真面貌向胶东特委特委。胶东特委于4月和东征的鲁东七、八支队,以及掖县三支队和蓬莱二路齐集掖县沙河镇开会。会议决定:七、八支队进驻黄县,有三大队协助整编王景宋的部队;胶东特委率三军一、二大队进驻黄县。不久,三军三大队改编为三军四路

掖县党组织与胶东特委关系较为复杂。在三军西上途中,胶东特委书记吕志恒曾于1938年3月到掖县,将三支队党委改为胶东特委领导下的“特支委”,领导掖县县委。自此三支队和掖县党组织正式归于胶东特委领导。

3、蓬黄掖根据地的建立。掖县是1938年3月7日抗日武装攻克掖县城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三军二路于1938年3月7日攻克蓬莱城后,25日建立蓬莱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4月在胶东特委主持成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7月成立北海专员公署,曹漫之任北海专员兼黄县县长。胶东特委在党政军等方面完成了一元化的领导。我党领导的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建立。天福山起义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七)沙河镇改编是天福山起义圆满升华节点

三军西上蓬黄掖后,蓬黄掖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实际上由掖县三支队和三军两支部队组成。掖县问题比较特殊,一是郑耀南同志1930年即担任掖县县委书记,抗战初期是三支队的司令;张加洛是和林一山前后被省委派到掖县搞武装起义的,时任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和张加洛领导的掖县三支队是独自而不是在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建立的。他们的人数多达三千七八百人,而当时三军二路十个大队有人数为二千四五百人,三军四路人数为四五百人。“几路人马加起来有四五千人”(林乎加《胶东抗日武装的诞生》)。但是掖县武装攻打掖县城成立三支队,却是雷神庙战斗“更加激励了掖县抗日武装的斗志”的结果(张加洛《峥嵘岁月》)。

1938年6月,延安派王文任胶东区党委书记,高锦纯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三支队7月4号平息赵森堂叛乱后,8月三军李耀文任三支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到掖县商讨两支队伍合编问题,从此胶东抗日武装统一了,1938年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蓬莱的三军二路编为五支队五个主力团中的五十五团和六十一团,黄县三军四路编为五支队六十一团第三营,掖县三支队编为六十二团和五十五团半个团。原来的三军和掖县三支队毕竟是属于地方性质武装,并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训练,也没有形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沙河镇的改编,使整个胶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一体,上升为八路军正规编制的部队,具有了更强的战略机动能力,肩负着更大的抗日重担和责任。至此,天福山起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为胶东革命所奠定的厚重基础将永飙史册。

二、天福山起义的典范意义

(一)天福山起义是直接以红军队伍进行抗日起义的典范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北方爆发了两起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暴动,一起是河北省的高蠡暴动,暴动的情况在著名小说《红旗谱》和《风云初记》中都有记述,并且在文革前被拍成了电影。高蠡暴动尽管影响较大,但是暴动失败后,没有留下有组织的武装队伍。而胶东“一一四”暴动为党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保留了一支由共产党员于得水领导的暴动队伍。这支队伍在白色恐怖年代,坚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两年之久,被人们称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这是在北方除了陕北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外的又一支红军队伍。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北方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天福山起义就是由这支红军游击队武装为骨干发动的,“天福山武装起义的根苗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柳运光《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堪称典范;

(二)天福山起义是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主动革命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由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主动领导抗日起义的典范。山东其它几个战略区的起义都由中央或省委直接派出骨干或军事干部去组织发动起义。胶东天福山起义的发动和组织者是胶东特委。

其一,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准备,是理琪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对党组织进行思想整顿,使党组织成为成熟的核心力量,从而为天福山起义做了思想准备;在理琪和吕志恒先后为特委书记,他们共同工作,发展党员队伍、健全了各地各级党组织,从而为天福山起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胶东特委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举行抗日活动,为天福山起义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其二,早在起义之前,尽管山东省委在1937年的10月就规划胶东起义队伍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但是截至1937年12月15日之前,胶东党组织并没有接到省委指示。只是在已经决定起义之前才由刚出狱的理琪和林一山传达到胶东特委,时间是1937年12月15至17日(林一山文),距起义只剩几天的时间。而在12月15日之前,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和文登县委已经在“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吕志恒对胶东各级党组织下达的“做好武装抗日的准备”的指示,文登县委领导昆嵛山游击队积极筹集枪支,特委在全地区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等。1937年10月份胶东特委就派张修己告知昆嵛山游击队的于得水,特委决定准备武装起义,要他带领队伍出山参加起义。特委还派出干部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合作抗日事宜等。据张修己回忆:1937年严冬的一天,他正和吕志恒、于得水等议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抗日发动工作。理琪同志突然到来“我们原来就准备起义,现在有了省委指示,理琪又回来领导工作”,并确定了起义地点和时间(张修己文)。林一山是被山东省委早在1937年8月派往胶东组建特委、组织武装起义,是属于上级派出指导胶东抗日起义的干部,虽然他到胶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直到1937年的12月中旬他才和胶东特委接上头,他原有的起义计划也“作废”了。胶东特委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了。胶东特委起义发动工作开始得早的直接原因是,吕志恒为书记的胶东工委与中共北方局存在着组织联系,他们最早接到了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大量记载或回忆录说明,天福山起义是在胶东地方党组织胶东特委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主动对起义进行组织准备而发动的。

其三,尽管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为了帮助山东省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9月下旬就陆续派遣许多干部到达济南,并经山东省委分配到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是,这些干部一个也没有被派往胶东来指导军事工作。上级党没有派人到胶东指导抗战的领导和军事工作,与省委在与理琪接触之前不知道胶东有中国共产党的特委存在是有关系的。

事实说明,天福山起义以前,上级没派人来进行具体组织,也没有正规红军或八路军军事干部进行军事指导。起义是由胶东特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共产党组织的主动性、先进性,自觉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堪称为典范。

(三)天福山起义是实践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准备,即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主要体现在理琪《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本身就是马克思理论紧密联系胶东革命实际的产物。理琪由于在苏区呆过,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特别是较多地直接接触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有着较深的研究和理解。但是他到胶东以后,不是对胶东特委和党员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而是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包括听取张修己等很多同志的工作汇报,全面了解胶东党的具体情况以及“一一四”暴动的有关情况。到一些村检查指导工作,了解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情绪;到曾经的“一一四”暴动区域牟平、海阳等地的党的联络点和联络站了解情况。理琪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谦和诚恳,平易近人,从不轻易给人家扣帽子。他一面倾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带启发性地提出一些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就把问题汇报完了”。正是因为他深入调查研究,使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思考问题,全面了解了胶东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也了解了“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知道普通党员和群众在想什么,也知道胶东党组织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使他写出了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际价值的《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胶东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紧密联系实际,具有指导意义, “1938年夏季,中共胶东特委重新印发了这个文件,供各级党组织学习”。

其二,天福山起义的发动时机,体现了胶东特委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北方局很早就做出了“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山东省委也于1937年10月份对全省发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号召。胶东特委发动的天福山起义在山东众多的起义中,起义时间较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1937年在山东发动的最早的三大抗日起义之一。为什么天福山起义发动的这么早?这是因为经过理琪和吕志恒领导下的胶东特委理论联系实际,对起义的准备较早,使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成熟较早。胶东特委根据胶东的实际对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组织准备、武装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完成,说明胶东特委能够在党的指示指引下,根据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握起义时机。从而使天福山起义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四)天福山起义是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队伍西上蓬黄掖,建立山东最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证明天福山起义是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范。蓬黄掖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是山东在经济上和军力上对整个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最大的根据地。

中共胶东特委很早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具有建立根据地的意识。表现如下:

一是早在天福山起义前,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就将驻地沟于家村建成为成为我党和我军活动的根据地,曾被称为“小苏区”。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机关的日常的保卫、保密工作,以及革命活动的费用都由该村的党员和群众承担。胶东党组织的发展,沟于家村功不可没。

二是当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对三军第一大队讲话提到的“向西发展”,就是讲的要在文牟海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是雷神庙战斗以后,三军“开始在在栖(霞)牟(平)莱(阳)海(阳)地区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以莱(阳)东为中心扩大根据地。这里的有利条件是地理位置适中,是整个半岛的中心,地形有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这里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洗礼,革命群众基础好,共产党的基础雄厚。

四是当时由于形势的变化,为了巩固蓬莱和黄县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三军最后决定进入蓬、黄。紧接着就建立了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

五是在巩固蓬黄掖根据地之外,在平招莱掖四县的边区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六是胶东特委在全胶东设立四个地委,建立了西海和北海两块较大的根据

地,和南海和东海两块较小的根据地。这就为以后进一步扩大胶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胶东特委建立的蓬黄掖根据地给人们的启示是:

第一,拥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是能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根本。三军能顺利西上黄县,借助于路东七、八支队东征,与胶东掖县三支队、蓬莱二路、黄县三大队联合行动武装改编王景宋的部队。特委将黄县武装整编为三军四路后,于1938年4月主持成立了黄先临时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根据地的雏形。

第二,建立根据地的要害是政权建设。三军进驻黄县后,马上进抓紧进行政权建设。经过选举成立黄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县长,下设民政、财政、教育三科;三军三大队攻克蓬莱城后,于1938年2月26日经选举成立了蓬莱抗日人民政府,设县长、秘书长、财政处长。掖县党组织1938年3月9日攻克掖县城,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在三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1938年7月成立了北海专员公署。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建立。

第三,根据地建设要根据抗战需要确定工作方针。在战争物资供应方面,设立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供给前线部队;设立被服厂,为部队解决服装被褥。在文化教育方面,兴办教育,办抗战中学为抗战培养人才,成立了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胶东公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创办报纸杂志,成立文化联合社,出版马列毛主席著作,宣传抗战方针政策和抗战信息;广泛成立群众抗日团体,在广大农村成立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成立抗战剧团和小学教师联合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胶东特委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根据地成立了北海银行。等等。

天福山起义队伍成为善于建立根据地的典范。

(五)天福山起义是革命队伍战略大转移的典范

三军西上,是胶东特委组织的战略大转移行动。这个转移之所以称之为典范,理由有二:首先,在战略转移的目标选择上不拘泥于固定的目标,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实事求是地确定落脚地。战略转移最早选择的目的地是文、牟、海一带, “岭上事件”使第一次西上受挫后,胶东特委马上组织队伍全体进行第二次西上,目标是旗下牙山一带;当因为雷神庙战役耽搁了时间,失去了占领牙山的最好时机时,胶东特委又果断地指挥部队向西进发,活跃在海(阳)莱(阳)栖(霞)牟(平)一带,准备建立以莱东为中心的根据地;当黄县的形势需要三军和其他部队联合行动时,三军由毅然决然放弃以莱东为根据地的设想,全体挺进黄县,最后完成了战略转移。

其二,西上战略转移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怕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革命进取精神:“岭上事件”的发生没有吓倒胶东共产党人,他们又成功地发动了威海起枪的大胜利,重新举行第二次西上;当雷神庙战役三军司令、军政委员会主席理琪牺牲,三军全体将士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眼泪强忍悲伤,一往无前地继续西上之路;当他们在受到各地反动顽固势力的挤压、给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捆住手脚,历尽千辛万苦积极周旋于胶东中部地区,寻找时机,终于走上了抗战的坦途。他们远离了乡亲,远离了故土,远离了生他养他的山山水水,为了民族的解放,奔向抗日的最前线。

其三,西上战略转移是宣传队,向全胶东宣告共产党又回来了,共产党是抗日的队伍。武装宣传队西上向社会宣告,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对“一一四”暴动的血腥镇压所吓倒;攻克牟平向全社会宣告,共产党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雷神庙战役的胜利向全胶东宣告,共产党是英雄好汉,为了民族的解放,是不怕流血牺牲的;在栖莱牟海两个月时间,三军向更广大的人们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

其四,西上战略转移是播种机。在西上过程中,三军每到一地都帮助地方党组织健全了组织,指导他们正确开展党的活动;对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积极发展党员队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散播共产党的种子。

后来胶东能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胶东根据地广大人民能够做出了巨大牺牲,为党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与三军的战略转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军西上是战略大转移的典范

(六)天福山起义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点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领导队伍里,知识分子出身党员和工农出身党员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工作。从天福山起义队伍考察,就特委领导层面来说,主要领导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天福山起义前重建的胶东特委委员中,除了石匠玉之外,其余委员全部为知识分子出身。整体来说,领导层知识分子居多;整个队伍中,工农出身的成员占绝大多数。不同的出身使他们在思想、文化、心理、作风、习惯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异。但是,在共同的理想指引下,他们遵循着共同的宗旨,知识分子能够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工农出身的党员又特别敬重知识分子党员。在整个队伍中,形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和谐相处的局面。

其次,天福山起义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典范,最主要的表现是知识分子能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做工农群众的知心朋友和启迪者,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赴国难。如理琪到胶东每天晚上深入到农民家中了解情况。1936年他为胶东临时特委起草《九一八告同胞书》,号召爱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利用国耻日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

就个人来说,于得水和胶东特委其他领导的关系就是天福山起义中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典范的一个缩影。于得水不识字,他和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关系是“可以把心掏给你”,对知识分子出身的理琪“佩服得五体投地”,知识分子战友对他也都赞赏有加。

知识分子和工农乡结合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们,都能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用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武装群众。走出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明大路。堪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典范。

(七)天福山起义是贯彻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从时间上说,抗战统战工作表现在天福山起义前、起义中和起义后三个时期;从统战对象来说,包括国民党政府和各阶层社会贤达。

胶东特委的抗日统战工作早在天福山起义前就已经在广泛地进行。比较典型的如1937年10月胶东特委派柳运光、于烺到牟平和国民党整训处主任屈凌汉商谈联合抗日事宜;昆嵛山游击队共产党员王亮到文登政训处进行抗日商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并被登载于威海《黄海潮报》;柳运光和于烺与国民党文登县长商谈抗日事宜;曹漫之、李耀文、李蔚川等同志根据特委的部署,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在国民党的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抗日的活动,等等。尽管这些统战工作有些成效较大,有的失败,但是胶东特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

在天福山起义过程中,胶东特委始终积极开展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重大问题上取得较大成效。如威海起枪的成功,就是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事例。在威海处于战降不定、阵线不明的情况下,胶东特委正确地贯彻了我党统一战线策略,依靠威海政训处的左派力量,团结和争取了海军教导队中的中间力量,孤立投降派郑维屏,和国民党专员孙玺凤达成了合作协议:孙玺凤把枪械交予我军,我军保护他离开威海。

事实证明,统战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时决定于我党创造的有利形势。如天福山起义之前,文登县长李毓英对胶东特委与他商谈合作抗日不予配合;在岭上事件后我方要求他释放被捕战士也遭到他的拒绝,但是当我军壮大并成立三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后,国民党政府马上就释放了我军全部在押人员。

统战工作的成效,往往决定于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队伍的壮大。如,攻克牟平和雷神庙战役之前,由于我党经过威海起枪之后实力大增,曾和国民党张建勋部达成联合攻打牟平城协议。后来我军在雷神庙战斗中处于紧急危险时刻,依仗张建勋部在外围放枪解围,我军才冲出雷神庙。

胶东特委在贯彻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坚持正确的策略,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给以打击,如文登盐务局头子王兴仁顽固反共搜刮民财,我军前往将敌包围,夺回了武器武装了自己。同时对那些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也采取了强制行动,将高村黄山汪疃基层政权的乡校枪支进行了收缴,使起义队伍得到发展壮大。

在统战中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对一些人要抗日就欢迎支持,要反共就坚决给以打击。如福山的陈昱、黄县的王景宋、掖县的赵森堂、蓬莱的周拥鹤,当他们抗日,我军就支持欢迎,他们反动,我们就坚决反对。

胶东特委在贯彻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坚持在社会各界及各阶层中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根据地的建设上,共产党能和党外人士同甘共苦,尊重党外民主人士在政权建设上坚持三三制,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天福山起义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八、天福山起义是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在于,第一,由于天福山起义是抗战爆发后胶东最早发动的武装起义,特别是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因而它带动和影响了全胶东的抗日起义。威海、黄县、蓬莱、莱阳、牟平、荣成、即墨、福山、栖霞都在胶东特委得部署下,相继举行了10余次抗日起义,起义后组成的队伍都编入了三军这一大旗下。即使是掖县的三支队也是在三军大无畏地与日寇血战的激励下成立的。这对于扭转胶东抗战形势、进而推动全省的抗战形势发展,以及鼓舞人们抗日斗志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三军西上后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的建立,一方面为其他地区建立民主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党领导的山东的抗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三军西上建立蓬黄掖根据地后,成立了我党在山东的最早的金融机构——北海银行。为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为胶东抗战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支援全省以至全国的抗战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山东根据地以蓬黄掖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为基础和名称,建立了山东根据地的总银行。北海银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1948年12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军西上建立的北海银行为中国人民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天福山起义队伍为人民军队,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立时,人数达7000人,占整个山东纵队人数近三分之一;抗战末的1945年8月胶东部队编为五师、6师和警4旅、5旅。解放战争中,天福山起义火种发展为华东野战军的9纵、13纵,东北野战军的4纵。1948年又新成立了5师、6师。后来这些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31、41、32军。他们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塔山英雄团”等著名战斗集体,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五,天福山起义队伍活动地域上的人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仅天福山起义的发起地今威海地区,抗战期间解放战争中就有64592名青壮年参加人民军队仅在册的牺牲人员就有20616人。红色的五星红旗染洒有天福儿女的殷殷鲜血。

第六,天福儿女为解放全中国告别故土乡亲,“北上”、“南下”做贡献。北上支援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南下开辟新解放区。继1948年3月胶东第一批干部南下后,1948年12月上级从胶东又抽调3650名干部南下。仅今威海市就有近千人南下。他们不怕艰苦长途跋涉足迹踏遍江西、河南、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十余省,为巩固和建设新解放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七,天福儿女积极支援前线,用小车推出新中国的建立。仅天福山起义发起地今威海市不完全统计,就有支前65000民工,担架5000多副,大小车8300多辆,牲畜20300多头,另有挑担、木船等支前物资支援前线。民工个人获得“支前模范”“开路先锋”等称号和锦旗无数,为全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

天福儿女是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典范。

三、天福精神的时代引领

天福山起义距今已经80周年,人世沧桑,岁月如歌。当年首举义旗的人们大多已经谢世,但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还在激励着天福儿女勇往直前;起义的往事也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先辈们所固守的人生价值观依然代有传承;这方热土还如当年那般郁郁葱葱,但它所承载的已经是天福儿女对中华梦的追求。

硝烟年代磨练出了天福精神,天福精神延续着时代引领。何谓天福精神?

(一)勇赴国难的担当精神。1931年9月18日日寇开始占领了东三省,紧接着,他们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和侵吞华北的强盗行为。1937年7月7日他们又发动了全侵华战争。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处于灭国亡种的危难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天福山起义的先辈们为了拯救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的征途,担当起拯救国家民族重担;担当起保卫人民、保卫家乡的历史重托。这种担当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是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命运的不屈脊梁。今天,我们从事着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仍然需要天福担当精神的引领。

(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是整个中国大地失败情绪的蔓延。汉奸们投靠卖国,国民党节节败退、弃城而逃,一些有钱人、有地位的人纷纷向后方逃跑避难。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日军的野兽暴行,早就压抑着仇恨的怒火,凝聚着反抗的情绪。面对危急的的胶东大地,谁敢登高振臂?谁敢一马当先?唯我天福儿女。天福山起义敢为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高举起胶东最早的抗日大旗,成为中共领导的山东最早的三大抗日起义之一。它对整个胶东的抗战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天福开拓精神,就是一种创造、创新精神,就是一种敢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

(三)忘我舍身的奉献精神。胶东老红军战士张修己倾家荡产支援革命,支援党的活动,支援抗日起义,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被人们亲切而尊敬地称为“老贴”。“老贴”精神感染了那个年代的热血男儿,也激励着后人的家国情怀。多少“老贴”抛家舍业,多少人义无反顾,为了国家和人民贡献者了自己的青春;多少“老贴”舍弃了个人的幸福,甚至宝贵的生命。多少“老贴”的奉献,换来美好的今天。今天为了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富强,我们仍需要这种奉献精神。

(四)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一一四暴动失败,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背叛了初心。但是有更多的人多少人在思索,还有更多的人在翘首以待。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今后怎么办?更多的人在思索着,在摸索着前进。理琪胸怀马列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总结出胶东党组织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科学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为天福山起义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理琪的这种求索精神,感染了那个年代整整一代人。在他们前进的脚步声中,伴随着的是不停地追求探索,遵循的是实事求是,走出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康庄大道。

(五)顾全整体的大局意识。舍弃个人为着普天下的人民,舍弃小家顾全中华之大家。天福儿女民族的解放,为了抗日的大局,他们告别乡亲、告别生养他们的故土,风尘仆仆地踏上西上的征途,为的是抵抗外敌侵略、求得民族独立的大局。又为了为了全国的解放的大局,他们“北上”“南下”,开辟建设了一块块新的解放区,直至全国的解放。“解放战争是山东人民用小车退出来的”,民工支前也是天福儿女的大局观念体现。具备大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是天福精神的本质内涵之一,这种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都是天福儿女的优秀品质和宝贵财富。

(六)舍弃私念的廉洁意识。先辈抱定了一个信念,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不是为了个人致富发财,他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的幸福。他们革命几十年,没有为个人私藏一文钱,没有给家人带来一份利。人们感叹地说,“那年月的干部都这个样”。——这是震天响的赞歌。舍弃思念的廉洁意识,是战争年代那一代革命老前辈的集体标签。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整体品质,那是一个不用天天挂在嘴上重复的信条,也是人们之所以无限缅怀那个年代的感情诱因。不为金钱折腰,不为私念左右,发扬堂堂正正做人的天福廉洁精神,开拓出文登一方净土。

(七)自觉革命的主动意识。抗战初期党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和军事人才到山东组织领导抗日起义,但却没有派人到胶东;山东省委很早就部署了全省分区发动起义的计划,但直到胶东特委发动起义的前夜才得到省委的指示。天福山起义居然成为最早的抗日起义,这是胶东党组织自觉革命的的体现,是胶东共产党人主动革命的信念所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天福儿女继续秉承着这一主动干事业的精神。

(八)不忘初心的服务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和先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为的是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是因为不忘初心,党引领人们站起来了;正是不忘初心,党又领导人们富起来;我们要继续不忘初心,还要使我们的国家强起来。复兴伟大的中国梦,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天福精神,需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天福山起义的岁月已经远去,创造那段历史的先辈也已大多作古。唯有遗址、遗存、遗物还依稀地印记着当年的刀光剑影;尚存着的有限文字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豪情壮志。今天,天福儿女在天福精神的引领下,继续传承着昨天先辈们所期盼的伟业,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于敬民: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

杨子林:威海市人大常委会教文体委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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